01
在“文革”之前，林彪和江青少有交集，但随着文革的酝酿和发动，两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
当江青不可告人的计划因为遭到抵制而无法进展下去时，她会去找林彪，想要借着林彪的权势达到她的目的。而当林彪想要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时，他也会瞄上江青的特殊地位，表面上支持江青，实际上想要利用江青。
在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合作还算愉快，林彪和江青之间联系的纽带是林的夫人叶群。
据江青的秘书称，叶群经常去江的私宅拜访她。
可随着中共九大召开，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其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都进了政治局，他们控制着党政军相当一部分权力。
此时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实力就拉开差距了。
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也进了政治局，但是综合实力和林彪集团还是差了一截。
江青明显是不甘心的，所以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就开始激化了。
九大之后，江青打听到林彪在操纵部分人的投票。江青少了6票，她大骂道：“我不相信我的威信没有他们高，我要查票。”
这事儿还闹到了毛泽东面前，他非常生气，拒绝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即便现在林彪集团已经掌握了更高的权利，但是林彪和叶群还是明白的，江青依旧掌握着一定的特权，而且她手下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容小觑，他们还年轻，又是“笔杆子”。
一次，毛泽东和林彪谈话，询问林彪：“我们年纪都大咯，你的接班人想过没有？”
林彪听后保持沉默。
毛泽东又问：“你觉得小张怎么样？”
小张就是张春桥，林彪当然听出了毛泽东的意图，他依旧保持沉默。
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信任，已经成了林彪心中的一根刺，他对自己地位随时可能改变而感到惶恐不安。
叶群描述说：“在苏州，他（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
此后，林彪总是疑神疑鬼，觉得自己这个“接班人”也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加上自己的身体不算健康，后面的年轻人逼得又紧，他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
1970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
毛泽东当时的建议就是不设立国家主席，但是林彪却错判了时机，想要借此夺得高位。
林彪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再三提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是林彪命运的转折点。在这场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在党内公开化。
林彪集团在“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上继续施压，吴法宪等人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执。
林彪一伙上庐山前积极串联，编造“称天才”的语录，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闹一场。
而江青集团则伺机反击，性喜投机的陈伯达错误估计形势，公开倒向林彪集团一边，对吴法宪的发言表示赞同，并称吴“能坚持原则，风格很高”。
8月25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告状，毛泽东识破林彪一伙的阴谋，点名批评了他们。
林彪集团在全会上失利，江青集团则以“反林有功”捞取政治资本。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失利让林彪集团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并未就此收手，反而决心铤而走险，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最高权力。
林彪开始扶植林立果等人，将反党活动的重心转向更激进的武装政变。
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了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联合舰队”。
1971年3月21日，他们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密谋，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取“武装起义”的谐音。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前往南方巡视，沿途与五大军区和十个省市区负责人多次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集团几员干将。
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并称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的事件“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将此事上升到“夺权”和“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表明他对林彪已不再信任。
为防止突发事变，他严禁将谈话内容外传。
然而，9月5日，住在北戴河的林彪一伙从党羽密报中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惊恐万分，决定加速行动，密谋杀害正在南巡的毛泽东。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
9月8日，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他们制定了两项反革命阴谋：
一是估计毛泽东9月25日前不会离开杭州，决定在上海杀害他，林彪宣布接班；
二是如果谋害毛泽东不成，则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武装割据。
然而，毛泽东凭借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敏锐嗅觉，察觉到林立果等人的不正常现象，迅速改变巡视行程，于9月12日18时安全返回北京，宣告林彪一伙谋杀计划的失败。 得知毛泽东安全返京的消息，林彪一伙随即准备南逃。
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叶群等人乘坐256三叉戟仓皇逃跑。
毛泽东得知后，沉思片刻后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他去吧！”
1时50分，256号专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两点钟左右，在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飞机爆炸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慌忙销毁罪证，既不揭发林彪、叶群，也不交代自身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遂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林彪集团彻底覆灭。
九一三事件对于毛泽东的打击很大，温读尔汗事件不仅是林彪的终点，对于毛主席来说，也是一个人生转折点。
43年前，毛主席和林彪在井冈山相遇，那时毛泽东刚至中年，在他眼里林彪还是个不懂政治的娃娃，毛泽东看到了林彪的潜力，对他信任有加，甚至有些纵容。36年前，毛泽东将林彪放在了东北，那时林彪30多岁，他的人生也在东北达到了巅峰。12年前，彭德怀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林彪出山，主持军委。
6年前，毛泽东和林彪成为亲密战友，一起发动文革。
1年前，林彪在庐山发动政治闪击战，惨败，灰头土脸的下了山。毛泽东稳扎稳打，经过29天的南巡，彻底封死了林彪在国内的所有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死于非命，这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胜，但接班人没了。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79岁高龄，而接班人选成了他内心最大的一桩心事。
02
曾几何时，林彪被视为接替毛泽东的最佳人选，他的名字甚至被写入了党章。
然而，林彪叛逃事件如一记重锤砸在毛泽东心头，这次背叛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让他对选择新接班人的问题更加忧虑，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林彪的背叛让毛泽东对未来的担忧加深，他反复思考，谁能接过他的旗帜，继续坚持“文革”的路线，防止国家走向他所警惕的“变修”道路。
在毛泽东的设想中，知识分子往往觉察问题快，却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容易带有投机色彩。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工人和农民，期望在这些基层出身的人中找到年轻的接班人，承载他的反修理想。
早在1967年5月，毛泽东就曾明确表示：“本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更直白地说道：“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
这一番话，透露出他对未来的深切焦虑，也为后来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1967年1月，上海爆发夺权风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的头头，成为市革会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尽管当时他的排名还在最后。
那时的王洪文行事小心谨慎，要求手下的造反派紧跟中央部署，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他的作风让许多人愿意追随，也让张春桥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潜力。
张春桥受毛泽东之托，负责物色上海市委的新领导人选，便将王洪文的情况一一汇报上去。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逗留期间，偶然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一场批斗会。王洪文正在台上作总结发言，他的言辞虽不华丽，却透着一股基层工人的朴实劲头。
旁边的张春桥抓住机会，不断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如何在工人中扎根，如何带领造反派稳住局面。
毛泽东听后并未多言，但显然对这个名字留下了印象。
1968年的国庆节，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来到北京参加观礼活动。
张春桥特意将他带到毛泽东面前，这次会面，毛泽东和林彪单独接见了王洪文。
毛泽东仔细打量着这个年轻人，得知他做过农民，当过工人，还当过兵，背景几乎涵盖了他理想中的“工、农、兵”全要素。
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印象颇为不错，之后多次对身边人提起此人，称他“工、农、兵都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特别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几次询问张春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张春桥当时并未察觉毛泽东的深意，只觉得这是对上海造反派的关注，对自己有利，便一直说王洪文的好话。
国庆活动结束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陆续返回，只有王洪文被留在了北京，理由是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会议持续了近29天，刘少奇被开除党籍，“二月逆流”遭到批判。
王洪文第一次参与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心中颇为振奋。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当众赞扬上海：“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形势。”
随后，他向所有与会人员介绍王洪文：“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这一刻，王洪文站起身，感受到全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他的名字从此在中央高层中传开，而在上海，王洪文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市革会中的排名跃至第三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上，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
4月13日，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次日的大会上发言。为了这次发言，王洪文特意向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在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以示郑重。
4月14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
这篇发言稿虽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内容简短，却标志着王洪文在中央舞台上的正式亮相。
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奉调北京学习，参与中央工作。
张春桥亲自从北京打电话通知他，要他立刻移交上海的工作，带个秘书和一些衣服、生活用品前往。
王洪文虽不清楚去北京具体学什么，但想起江青曾对他说过的话：“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
王洪文隐约感到自己将被重用，甚至可能直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心中不免兴奋。
第二天，他带着秘书廖祖康，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海市委常委们齐聚机场送行。
抵达北京后，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一边跟随周恩来参与中央工作，一边学习。中央办公厅为他送来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供王洪文研读。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学习情况十分关注，多次找他谈话，详细询问他的过去，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
周恩来也按照毛泽东的关照，格外用心培养王洪文。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都会带上王洪文，甚至涉及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绝密会议，王洪文也能参与其中。
周恩来还鼓励他发表意见，尽力引导他适应中央的工作节奏。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王洪文向上海市委提出，将萧木调到北京继续做他的学习辅导员。
萧木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徐景贤本不愿放人，但王洪文开口了，他还是同意了。此外，王洪文还要求配备一名英语老师，因为他看到毛泽东在学英语，也想跟上步伐。徐景贤从复旦大学调来一位老师，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教他。
此时，王洪文踌躇满志，觉得自己正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张春桥回到上海时，曾对徐景贤说：“看样子，王洪文回不来了。”
这句话虽轻描淡写，却透露出王洪文已被中央锁定为重点培养对象。
1973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与政治局工作。为了更好地培养他，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等为副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修改党章的报告。
十大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并与王洪文共同署名。甚至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陪同人员除了周恩来，也增加了王洪文的身影。
8月28日，“十大”闭幕会，毛泽东因身体原因未出席，但周恩来宣布：“今天的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安排无疑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又一次高调肯定。
1973年8月31日，全国报刊统一刊登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王洪文正式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
03
1973年，王洪文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权力达到顶峰。
王洪文的名字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从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一员。
然而，权力带来的并非只有荣耀，更多的是一场场无形的较量和内心的挣扎。
1974年6月，周恩来因病重住院，王洪文不得不挑起大梁，开始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回国的邓小平主要分管外交事务，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权力格局。
王洪文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的背景和经历却让他在中央工作中显得格格不入。他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没有带兵打仗的资历，面对中央复杂的局势和老干部们的目光，他逐渐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1973年，当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副主席人选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就曾直言反对：“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
许世友的意思很明确，周恩来担任副主席已足够，不需要再加一个王洪文。
这样的态度并非个例，许多老干部对这个年轻、资历浅薄的新人并不认可。
为了化解这种抵触情绪，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重视青年干部的指示精神，试图打通思想。他在会上特别解释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意图，呼吁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许世友依然不服气，甚至当众对张春桥的指责反唇相讥：“你有什么了不起。”
在会议中，当周恩来讲话结束后，老干部们热烈鼓掌，而轮到王洪文发言时，现场却是一片沉寂，无人响应。
甚至在讨论由谁做修改党章报告时，支持王洪文的人也寥寥无几。
这种孤立感让王洪文倍感不适。他曾回到上海，向徐景贤倾诉此事，言语中透着无法释怀的沉重。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期望并未因此减弱。他曾设想让王洪文与邓小平搭班，形成一种文武平衡的格局。
王洪文作为年轻的接班人，可以继续坚持“文革”路线，而邓小平则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张春桥则担任第二副总理。
然而，王洪文的能力和意志力却难以支撑这样的重任。
更糟糕的是，王洪文无法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影响，逐渐被卷入“四人帮”的派系斗争中，偏离了毛泽东的初衷。
王洪文的能力短板在工作中不断暴露。
一次接待外宾时，外交部早已为他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内容涵盖了会谈的重点和背景。然而，他并未认真阅读，到了正式场合，只能翻来覆去地说一句：“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
这样的表现让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颇为惊讶，觉得难以接受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此敷衍。
事后，工作人员如实记录了这一情况，写成简报上交毛泽东。这份简报无疑让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仅如此，王洪文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其他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形成鲜明对比。同样受到毛泽东提拔的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后，依然保持着每月67元2毛的工资。
她参加国务院会议时，得知喝一杯茶要交一毛钱的茶叶费，便一直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以节省开支。
另一位山西农民陈永贵，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后，生活同样节俭。他在大寨时没有工资，只挣工分，每个月出满勤是45元，山西省每月补助100元，中央每天补贴1元2毛。即使接见外宾收到计算器这样的礼物，他也一律上交，毫不私留。
相比之下，王洪文的开销和作风却显得格外不同。
王洪文的月薪虽只有68元，却过着颇为惬意的生活。他喜欢打猎、钓鱼，爱看电影，还热衷于请客。
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便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甚至将上海“莫有财”菜馆和锦江饭店的名厨调过去做菜，场面颇为铺张。
上海方面也为他提供生活补助，但具体金额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
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提到王洪文的生活补助问题，信中写道：“据敬标（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这样的行为，显示出王洪文对基层出身的节俭作风已渐行渐远。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培养仍在继续。
毛泽东多次提醒王洪文要与邓小平搞好团结，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从江青之意，赴长沙见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满，对王洪文说：“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
还特别叮嘱：“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然而，王洪文并未真正领会这些话的深意，他的选择和行动，仍在一步步偏离毛泽东的期望。
04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双眼几乎失明，行动也越发困难，国家的未来在他心中变得更加沉重。
毛泽东开始担忧，如果自己突然离世，国家是否会陷入动乱。
王洪文此时已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但他的年轻和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让毛泽东心存疑虑。更重要的是，王洪文从未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面对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这些老资格的军人，他如何能镇得住场？
这种不安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自己的接班人布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路线斗争愈发激烈。
王洪文在“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矛盾中，选择了站在江青和张春桥一边，这一步步让他彻底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1974年12月，周恩来和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毛泽东突然转头对王洪文说：“比你强。”
这句话直指邓小平，称其“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言辞中对王洪文的失望已不加掩饰。
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18日邓小平陪同他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张春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
毛泽东认同邓小平的意见，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以求路线一致。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强调要安定团结。
不久后，“四人帮”被迫做出检讨。
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批评张春桥，也标志着他对王洪文的期望彻底破灭。他明确表示，王洪文不再是接班人的合适人选，而邓小平成为首要考虑对象。
6月7日，在会见外宾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提到王洪文，直言：“他威望不高。”
同时针对“四人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被调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
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王洪文再也没有机会参与中央的核心事务。
他的政治生涯从权力顶峰迅速滑向边缘。
11月王洪文返回北京后，毛泽东仍未改变这一决定，显示出对邓小平的厚望和对王洪文的失望。
邓小平已在实际上取代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然而，毛泽东始终担心邓小平会全面否定“文革”，翻掉这场运动的案。
这种隐忧，在他晚年的决策中逐渐显现。
“文革”进入后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但他的内心依然被这场运动的成败所牵绊。
20世纪70年代初到1975年，他既坚持认为“文革”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又不得不面对运动带来的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和人民不满的现实。
毛泽东试图通过解放老干部和支持邓小平整顿来缓解危机，但这种努力与他对“文革”必要性的坚持，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之中。
1975年秋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
82岁高龄的他，多种疾病缠身，精力远不及往昔，但头脑依然保持着清醒。
这位领导中国革命数十年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最为坚持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
在毛泽东心中，这场由他亲自发动的运动，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以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摆在眼前：生产持续下降，经济陷入萧条，政局动荡混乱，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这些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局面，让他不得不直面运动的失败一面。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
毛远新称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这一汇报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开始怀疑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意在否定“文革”。
尽管邓小平复出后以坚定的决心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对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社会秩序逐渐好转，经济发展也出现积极迹象，但毛泽东的隐忧并未因此消散。
毛泽东担心邓小平的改革措施会彻底推翻他所坚持的这场运动，这种担忧最终导致了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深刻矛盾。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即便如此，毛泽东仍期盼邓小平能改变想法，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与他达成一致。
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依照“三七开”这一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起草一份关于“文革”的决议。这样既能维护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又能让江青等人无话可说。
在毛泽东心中，这是他与邓小平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政治根基。
然而，在这一原则性问题上，邓小平坚守立场，不愿妥协。他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说道：“由我来主持撰写这个决议并不合适。我仿若桃花源中的人，不知有汉朝，更别提魏晋了。”
言下之意十分明确，作为“文革”期间的“局外人”，他既未参与其中，也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不适合”主持撰写这样一份决议。
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去主持起草一份肯定“文革”的决议。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再次面临新的抉择。
这十年来，他最苦闷、最犹豫不决的仍是接班人的问题。
05
其实，除了王洪文和邓小平之外，毛泽东还考虑过张春桥。
1973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张春桥进入主席团，当上了主席团的秘书长。
紧接着十届一中全会，张春桥更是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九大常委中，只有王洪文和张春桥是文革派，其他的老人都很难得到毛主席的全部信任，王洪文又是张春桥的傀儡，所以张春桥可以说是当时的常委班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
之后，很多利于张春桥的消息不断传来，周总理患了癌症，毛主席提倡要选年轻的干部上来，王洪文被毛主席抛弃了，四人帮的成员转而集体向毛主席推荐让张春桥接周总理的班。
从当时的趋势来看，张春桥是极有可能接任总理一职的。
而当时的总理不仅可以掌握政权，实际上也掌握着党权，未来一定是中央主席的接班人。
那时张春桥做梦都能睡醒，仿佛明天就能走马上任。
可结果却出人意料，张春桥最终没能接班，反倒是由华国锋接任主席一职。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毛主席犹豫了。
毛主席的顾虑有4点。
第一，张春桥的能力。张春桥的政治能力不错，还一度能和老帅打对台戏。但他治国理政搞经济方面能力不显。而且张春桥城府极深，总给人一种阴险的形象，毛泽东对其缺乏足够的信心。
第二，张春桥的野心。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张春桥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对邓小平展开报复，其中包括对邓小平的举荐者周恩来报复，搞了一个批周公的戏码。借着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进行攻击，让王洪文去长沙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另一个则是铤而走险，指挥王洪文去上海搞武装暴动，自己还想调南京军区的部队造反，这种种野心逐渐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第三，作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他在党内的积怨太深，早已失去人心。
在文革后期，毛主席已经十分反感四人帮，曾多次敲打王洪文，让他不要成为江青的应声虫。张春桥也同样如此，他搞四人帮的举动让毛主席不满，曾遭到毛主席多次批评。
可他屡教不改，以至于毛主席说了这样一番话：…是与全党格格不入的，是与200多个中央委员不团结的。
党内老干部对张春桥普遍反感，若强行任命，势必引发更大矛盾，而且国务院系统长期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内部人员不会接受张春桥。
第四，鼓噪“张春桥思想”。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他居然鼓噪党羽不断的鼓吹自己的思想，居然喊出了张春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4个里程碑。
如此张狂之举让毛主席对其彻底失望，毛主席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说了这样的话：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的，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
最终，毛泽东做出了破格起用华国锋的决定。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
因此，1976年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发出通知：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一决定让张春桥的“总理梦”彻底破灭，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4月5日，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广场上，巨大的标语直指张春桥，称他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民意汹涌，张春桥压力巨大，甚至在给儿子的信里写到：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经准备全家被杀了……
1976年4月30日晚上，在华国锋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后，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
此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一生数次选择接班人，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更是在接班人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反思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处于持续的矛盾之中。他既想推动“文革”达到预期目标，又试图遏制其带来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从心理层面分析，认为“文革”的发动也有毛泽东的冲动，当时他并不是理性思维占主导，而是受到了多方面的刺激，其中包括《海瑞罢官》引来的问题。
胡乔木还指出，毛泽东对于“文革”之后究竟走向哪里是说不清楚的，他计划将原有的秩序打乱，重新塑造，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制造一个新秩序。
在这十年间，毛泽东的思想、感情与行动呈现出多变的特点，导致“文革”多次反复。他既呼吁“安定团结”以及“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试图扭转不利形势，又无法彻底放弃对“文革”的坚持。
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一系列决策之中，也影响了“文革”的最终走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随着他的离去走向终局。他在晚年的局部纠错，如解放老干部、批评“四人帮”，为后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可能。
而他未完成的反思与抉择，也留给了后人去面对和解决。
参考文献：
《从毛泽东劝张春桥当副手谈起》——炎黄春秋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为何指定华国锋为代总理》——江淮文史
《张春桥之死》——领导文萃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接班内幕》——农家之友
《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党史博览
《林彪为何仓皇出逃》——党史博采
《毛泽东对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和废黜》——党史纵览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为何指定华国锋为代总理》——江淮文史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接班内幕》——农家之友
纪登奎与毛泽东——党史文汇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党的建设
毛泽东掌控不了的“文革”时间表——党史纵横
“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
论“文革”时期毛泽东对派性的认识——湘潭大学
毛泽东晚年对“文革”错误的认识及纠正的举措——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毛泽东“文革”中在对待江青问题上的是与非——毛泽东研究
解读“文革”期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党史博览
“文革”中毛泽东对已察错误的纠正——党史文汇
毛泽东：“文革”前心态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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